研究经济法程序的制度设计原理，首先必须先研究好经济法程序的制度局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

    (一) 经济法程序的制度局限

    其一，专家理性过于自信将导致干预失误。通常情况下，专家比大众对事物的认识更深刻。但若过于自信，以“家长主义”的作风替市场主体做出决策，则有可能适得其反。例如，我国股票发行的审核制，以“预审员”和“发审委”的两道专家理性替市场主体做出投资判断和决策，股票发行与否不是“市场说了算”，结果却导致了股票“供不应求”的“高市盈率、高发行价、高超募资金”的“三高现象”。又如，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在实践中要考虑“竞争情况”，金融机构的准入许可属于有数量限制的许可。在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放松银行部门的监管之前，如果授权机构认为新银行将会给社区的其他银行带来严重困难，就会拒绝特许权申请。这种做法限制了竞争并且使那些效率低下、管理不善的银行能够生存下去。我国《保险法》第67 条第2 款则直言：“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查保险公司的设立申请时，应当考虑保险业的发展和公平竞争的需要。”我国1995 年通过的《商业银行法》第 12条曾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审查商业银行的设立申请时，“应当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银行业竞争的状况”。加入 WTO 后，我国承诺金融机构的设立无经济需求测试、无数量限制。因此，我国在2003年修改《商业银行法》时，删除了上述规定。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无论是国外投资者申请成立商业银行，还是国内的民营投资者或地方政府申请成立商业银行，其能够获得批准的概率是非常小的。因此，在银行所获的利润中，有一部分来源于“特许权价值”。

    其二，民主性不足、可诉性不足的局限。一方面，专家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民主的排斥。经济法所解决的问题是复杂性问题，经济法的考量，远比行政法的考量复杂。为了排除外行人的干扰，不少国家出现了独立管制委员会，其管理的事务具有专门的性质，由专家处理专业事务，并避免政治影响。例如，货币政策的制定、选择和运用，是高度专门化的学问，其正当与否不以多数人的意志为转移。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往往由于“民主性”的不足而常遭非议。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经济法的可诉性不强。有的法律规范理论上本可诉但因法律没有规定可诉而不可诉，有的确实既不具备可诉的理论条件也不具有可诉的法定条件。

    其三，限制市场主体的自由和权利的局限。与民商法相比，经济法程序对市场主体意思自治的限制较多，对市场主体自由和权利行使的限制较多，这是经济法程序的特点。对于受保护一方(通常是弱势方) 来讲，这是经济法程序的优点；对于受限制的一方(可能是强势方，也可能是所有的市场主体) 来讲，这是经济法程序的缺点。例如，信息公开义务，构成对披露方自由和权利行使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信息接受方可能要求信息披露方提供过多的、实际上并不必要的信息。而实际上，对于收集到的这些信息，收集者往往因缺乏信息分析和识别的时间和能力而将其束之高阁。

    其四，公权有被私用的可能，导致政府失灵。专家委员会委员的遴选程序如果不透明、不公正，任期如无限制，公共职位、公共权力有可能沦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囊中私物”和牟利工具。目前，专家委员会制度的严肃性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不少专家委员会的遴选无章法可循，任期无限制可言，规则的严肃性不足。

    (二) 经济法程序的设计原则

    鉴于经济法程序的上述特点、局限以及理论逻辑，在设计经济法程序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程序法定原则。“程序法定”中的“法”从广义，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因此，所谓法定程序就是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程序。与此相反的是自定程序，或称意定程序，它是指由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或者由规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己制定的程序。在将哪些程序规则确立为法定程序，哪些程序规则设定为任意程序时，应当考虑该程序是内部程序还是外部程序，程序对实体权益可能产生的影响，程序可能影响的实体权益的重要性以及程序自身的重要性。对于那些构成对市场主体意思自治、自由和权利行使的限制的经济法程序，如“特许”、初审与主审相结合的两次审批制度、市场主体的信息公开义务、复议前置程序、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等，应被界定为“法定程序”。

    二是配比原则。干预以必要为限，要“放松管制，加强监管”，建立和完善竞争性市场体制，尽量通过市场的力量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避免盲目干预。信息披露更应坚持配比原则。在证券市场上，由于监管部门采取了鼓励信息披露的政策，信息越来越多，但也越来越无用。无关紧要的信息被不断披露出来，而真正对投资决策有实质性重大影响的信息往往不能及时、全面地披露。因此，规制机构必须扭转观念，在要求信息公开和披露时，遵循“配比原则”，而不是墨守“愈多愈好”的教条。要尊重经济法程序的特殊性，不能以“大民事”、“大行政”的普遍性而抹杀经济法程序的专业性、复杂性、特殊性。在国外纷纷成立专业的金融法院(庭) 、财税法院(庭) 、竞争法院(庭) ，国内地方法院纷纷成立各种各样的金融法庭、环保法庭、消费者法庭的背景和趋势下，我国法院系统应认识到经济法程序的专业性、复杂性、特殊性，透彻领会“司法能动”的深刻内涵。

    三是公益性原则。经济法上的程序机制设计，要防止公共利益私人化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日益增多的专家委员会制度，其委员的遴选程序应透明、科学，应有任期限制。在这方面，德国和美国的经验颇值借鉴。德国专门制定了《成立专家委员会法》来规范专家委员会的成立、组成和任务。美国也专门制定了《联邦咨询委员会法》，对行政机关的咨询委员会的组成、任期、续期、会议程序、公开性等问题做了规定。

    四是问责与救济原则。针对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不足的问题，笔者曾主张建立宏观调控复决制度以及健全政治责任制度来弥补。也有的学者指出，对“可诉”的理解，不能仅限于“可以诉讼”，而应作“可以倾诉”、“可以诉说”的广义解释，只要有一个相对中立的主体能够接受权利受侵害者的“倾诉”、“诉说”并提供救济办法，则可诉性就应被肯定，这一主体不一定非要是法院。因此，经济法应重视非诉讼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程序的设计、引入和运用。此外，对于排斥民主的专家理性，也有必要通过健全问责机制来实现权力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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