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身份制度私法构造中，身份体利益与其成员的利益份额是其物质要素，价值体系是其主导思想，区分机制实现身份分化，行为规则定义人们在身份关系中的交往方式，外部标志是其形象化的象征，据此进行身份区分以便于识别。这些基本要素决定了身份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一）身份利益

　　 身份利益是指通过身份关系配置的利益，表现为身份体利益和特定身份者按其各自享有的份额分取的利益。身份利益的配置是身份制度调整的基本内容。

　　 市民社会的总体利益可以分解为诸多身份体的利益，形成利益共同体。近现代家庭是生活共同体，一些国家的农村家庭还是生产单位，家庭是集中了个人主要生存利益的共同体。现代社会中，生产功能大多从家庭外移到社团之中，人们在这些组织中获得生存资源，企业等人类进行职业活动的社团组织成为另一种基本的利益共同体。社区在农村表现为村社，在城市表现为居民区，成员对于公共资源、公共设施、环境资源、社区治理享有权益，形成社区利益共同体。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通过税收从社会中集聚巨大财富，通过提供福利为市民输送利益，国家的功能演变使其本身成为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利益共同体中，“公民”身份获得私法意义。在人权保护的环境中，社会救济使市民社会本身也成为某种利益共同体，只要是“自然人”就有资格分享其中的利益。所以，在现代法制中，“自然人”和“公民”成为基本保障身份。

　　 身份制度将社会分解为存在利益差异的层次结构，表现为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人们分别进入这些相对固定的利益空间，获得成员资格和身份地位；接下来，个人依据其身份位阶确定利益份额，从而使共同体中的总体利益落实到具体的身份者。

　　 （二）价值体系

　　 价值是身份制度规则存在和施行的伦理导向，它使身份制度具备可评价性，从法律上评价为合法与非法，从道德上评价为善与恶；进而，身份制度具有了可完善性。

　　 价值选择可以塑造不同的社会身份类型。传统社会缺少发展观念，身份制度的主导价值是秩序，因此，身份关系呈现出稳定的等级性差序格局，人们的机会、起点不平等，生来就处于身份等级制度之中。近代以来，身份制度的建构所遵循的原则是平等、自由、公平、安全、秩序、效率，这些原则构成了现代社会身份正义的内容；法律确认了自然人的独立人格，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而又构成了对身份制度的制约机制。

　　 价值选择影响身份制度功能。在等级社会中，其制度特质是将特权制度固定化，形成一定的身份利益集团，优势的身份利益集团会进一步强化权利，扩展利益，并且滥用权力，形成对卑微身份者利益的侵夺。在现代社会，身份制度一方面使人被稳定地类型化，其中的利益区位易于观察，公平与否易于凸现，便于通过实现正义的价值取向矫正那些社会不公的身份现象；另一方面使人有了更多的自由选择，能够主动去实现身份流动，从而有可能找到更适合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身份位阶和角色。在现代法中，一般将个人权利与人格尊严作为矫正身份制度的准星。在此，身份立法成为追求实质正义的重要方式。

　　 （三）区分机制

　　 差异标准是进行区分的依据，选择机制则能够实现身份区分。自然标准与社会标准均具有在相应领域区分身份的功能，并形成用以区分社会身份差异的参数，身份可以从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进行区分。社会成员如果按照性别、种族、宗教、职业、住地、国籍等类别参数分类，它从水平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被定义为群体；如果按教育、收入、财富、权力等等级参数来分类，从垂直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被定义为地位。

　　 人类等级性社会身份区分的主要机制包括：血缘机制 、科举选拔机制、暴力机制、市场机制 、教育机制 。古代社会中身份区分主要是血缘机制、暴力机制。在社会正常运行时期，血缘机制是主要的身份分层机制，不同血缘背景的家族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的身份等级，君主、贵族、平民、奴隶身份区分主要依据血缘标准。其特点是否认身份流动，强调不同血统之间尊卑贵贱差异的神圣性，要求各身份阶层严守本分以形成有序的社会。在中国古代社会，自秦朝以来，以科举制度塑造官僚阶层，形成一定的身份流动空间，那些通过科举机制选拔的官员以“升官”谋“发财”，以便“衣锦还乡”。在改朝换代时期，社会身份会出现集中的大规模流动，这时所运用的是暴力机制，整个社会处于亢奋状态，平民也被卷入这种周期性的动乱之中。一旦新的王朝建立，暴力机制暂时停止使用，此时，皇帝能够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见，优势身份者所拥有的政治权力会变为财富取得工具。问题是这种财富的取得纯粹是分配型而非生产型，在社会财富总量没有增加的前提下，优势身份者的利益扩张意味着劣势身份者的利益丧失，所以，在王朝的末期，一方面是豪强拥有千万亩良田，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失地流民，这种局面易于启动暴力机制，开始新的身份循环。

　　 现代社会中身份区分时常运用市场机制，积累财富往往成为人们获得优势地位的重要手段。由于市场机制在区分身份的同时，引导社会剩余财富投入经济的再生产，社会财富总量处于扩展状态，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所以，市场机制成为现代社会中区分身份的正当的主导性机制，人们参与市场的职业地位成为最主要的身份地位。教育机制成为选拔人才、区分身份的重要方式，它也为人们更好地进入和运用市场机制创造了条件。

　　 （四）行为规则

　　 在每一种身份体中，均存在一套相应的行为规则，这些行为规则的实施保障了身份体内部的运行秩序，进而间接地维护了整个社会秩序。

　　 行为规则不仅确定了不同身份者之间的权利、权力、义务、责任关系，而且保障了不同身份者各自不同的利益份额。在公司内部，投资者有权控制监督经营者；经营者有权对内管理和组织生产，对外代表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工人直接运用生产资料进行劳动；不同身份者在公司中的行为模式也存在差异。即使在新股东与原有股东之间也会区别对待，公司发行新股时，原有股东享有优先认股权，身份地位决定认购股份的利益分享顺序。

　　 在身份差异的基础上为人们设定不同的社会角色，由角色践行特定身份地位所要求的模式化行为，并由此构成了与某种社会身份要求相一致的社会关系。角色是身份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地位的外显形式，角色转换与身份的转换具有一致性。

　　 （五）外部标志

身份差异需要外部标志，以便于进行身份识别，判断具体的身份方位并选择运用相应的身份规则。外观表征是强化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特定人群的身份外观、礼仪与仪式、行为模式选择均具有构建身份规则的功能，体现了身份意识与身份认同。日常生活中身份的外部标志包括：仪式、服饰、礼仪规则。另外，我们从正式场合出场的顺序、会议中的座次、讲话的语气等礼仪安排中也可以充分表征身份并强化身份认同。现代社会中教育学历具有身份象征功能，“好学历高学历不仅仅意味着高收入，也是荣誉和骄傲感的来源，更是社会身份感的来源。”在现代私法中，荣誉往往需要通过权威机构授予的证书、奖章等外部标志的方式确认，

证书、奖章等外部标志可以在产品包装和宣传中使用；而各种职业技能和专业资质证书是获得特定营业资格的法定要件，例如，开办会计师事务所、证券交易所等均需要提供特定数量的专业人员资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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