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尚往来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溯至《礼记·曲礼上》，便有“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的说法。礼品，本身是一种信息载体，其核心价值在于传递情感、表达友好。千余年来，礼尚往来维系着传统社会的人情世故，或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独具特色的礼文化得以不断的继承与发展。

而如今，礼文化乱象横生，婚丧嫁娶、升迁升学、建房乔迁等名目繁多。并且礼品本身特有的情感价值也逐渐被其物质属性所淡化，经济发展之余，礼金数额也水涨船高。往来之间，奢侈成习，攀比成风，“千里送鹅毛”的佳话只能成为“传说”。尤其当送礼或收礼一方掌握公共资源，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即为通常所称的官员时，以礼尚往来为名义行贿受贿的问题突出，腐败风险激增，此类名礼实贿的犯罪行为更可谓是对传统的亵渎。礼尚往来中的攀比之风需要加以引导，涉及官员的人情腐败更需要治理。

由于我们生活在传统与现代的连接点上，既置身传统之外，又尚未完全投身于现代的怀抱，我们的行为受着传统与现代双重价值体系的支配。因此，治理节礼问题我们既要诉诸国法，又要兼顾人情，切忌“一刀切”。正如南宋府官胡云壁所言，“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法意、下不拂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

2013年，中共中央出台六项禁令，其中三项涉及节礼治理问题，包括严禁公款送礼、宴请，严禁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严禁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规定之细，措辞之严，足见中央层面对于治理节礼问题态度明确，决心坚定，但禁令也并未因此排斥基于普通人际交往的礼尚往来。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各地区、各单位标准不一，如禁止同事之间互相参加婚丧嫁娶活动，相对于六项禁令中规定的“严禁利用婚丧嫁娶等事宜借机敛财”，此类规定治理范围明显过宽，治理力度过强。国家工作人员也具有普通公民身份，也有人情世故，如果对正常的人际交往也加以禁止，则过于苛刻，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嫌。因此，我们需要在六项禁令的基础上，制定出统一的、合理的执行标准。

明确礼尚往来与感情投资、名礼实贿的界限，首先应对主体之间的关系加以限定，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礼尚往来，送礼与收礼双方一般要求为亲友关系，普通同事之间的往来应限定在地位较为平等的同级之间，不应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特殊关系，避免上下级之间进行感情投资；其次，正常的收受礼品的行为一般发生在公开、半公开的场合，而且礼品价值不应过高，如果收礼行为在相对隐蔽的条件下进行，或者礼品价值过高，则不免贿赂之嫌，另外，在认定礼品价值高低时，应注意参考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最后，正常的礼尚往来，是一种饱含人情的双向交流，如果只来不往，则于“理”不合，也与“法”不合。

另一方面，对于感情投资、名礼实贿等现象，需要加大打击力度。在收礼与受贿之间存在一定的跨度，即对于官员收礼敛财行为存在法律空白。根据我国刑法规定，除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外，还须同时具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才能构成受贿罪。如果涉事官员“收礼不办事”， 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送礼者谋利，便不构成受贿罪；或者送礼者进行感情投资，“放长线钓大鱼”，当事人在短期内不进行权钱交易，也很难认定为受贿罪。同时，因为其以礼尚往来为名义，非法财产“师出有名”，便也无法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其法律责任。此类情形只违规不违法，只能依据六项禁令给予其党纪处分，威慑效力大打折扣，不足以遏制人情腐败的高危风险。

在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公布之前，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曾透露，刑法修正案（九）拟设置“收受礼金罪”，以解决向官员进行感情投资的定罪问题。该罪名主要针对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无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都可以认定为此罪。感情投资、名礼实贿等行为入刑确有必要，关键是如何合理设置罪刑条件，使罪责刑相适应，避免重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覆辙，消除贪官“两害相衡取其轻”的博弈空间。虽然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正式出台时并未涉及“收受礼金罪”，但对于此类行为入刑的探索不应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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