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道德与法律的界限，的确很模糊。很多时候，看似道德的东西，实际上它是法律。所谓盗亦有道，在海盗内部，生杀大权等等问题，看似一种道德，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其效力不亚于法律。而很多看似法律的东西，实际上它是道德。比如，我国宪法规定的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等等相关内容。一个人想自杀，可能投水自尽。一个人想娱乐，就有可能游山玩水。这个问题，看起来像道德，但是法律也蕴含在里面。因为法律没有禁止自杀，没有禁止游山玩水，如果法律禁止了，这些行为就是违法。问题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禁止自杀？古代的礼，很多人将其解释为道德，而实际上，那是他履行着法的角色。您提出，道德无处不在，相似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说法律无所不在。

不同的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道德，每个人不允许有每个人法律。对于通奸行为或者说婚外长期性伴侣，有人心安理得，有人受到良心谴责。很多朋友问我，既然这些行为已经不受法律追究了，为什么还叫非法同居？我回答不了，这需要朱律师回答！对于法律来说，需要谴责，我们就需要问，有没有必要谴责？对于道德来说，需要谴责就是需要谴责，道德本身就是理由。

有一句法格言，就是没有保护就没有权利。我这里套用一下这个格言，没有责任就没有义务。也就是说，法律规范行为是次要的，法律制裁违法行为才是重点。

二

政治与经济是一个国家的两条命脉，但是二者对于法律的需求，各有不同。在本人看来，政治更需要法律，经济更需要自由。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很多都是空泛的规范行为的内容，比如保护人权，宪法以及很多法律都空泛的规定了。但没有定义什么是人权，没有规定不保护人权的制裁措施，那么这种规定，我们只能理解为执政者的道德。自由，是道德的要求，并不是法律的要求。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道德经济、法治经济、效益经济等等等等，个人认为这些提法都没有错误，都是判断。无论是法治经济，还是道德经济，都不是周延的概念。但是就本质而言，法律保障的是交易自由，并不是对交易的介入，而介入交易的往往是道德。另外，法律对于市场的介入，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因为经济崩溃对于政治，也有着致命的伤害，否则的话，政治家不会考虑介入市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一般认为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实际上这里的市场，表达的是自由，一定范围的自由。

市场规范的确来自市场主体的愿景，但是不能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拥有自己的法律，但他们可以有道德。只有处于管理者地位的人，才能制定规范市场的法律。因此说，这种法律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管理者的道德。假如这种道德没有侵犯任何市场主体的权益，那么无所谓了。一旦这种法律侵犯个别人权益，甚至是绝大多数人的权益，那么这个法律就有问题了。因此说即使市场需要法律，这种法律也许还要经得住市场主体的道德审判。否则，没有人遵守你这个法律。这或许可以证明，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在规范市场方面，谁应该是更上位的概念。这就可以批判那些不适宜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而这些批判的立场，就站在道德上。而批判的结果，是法律得到了修正，市场经济更好更平稳的发展。

陈忠林老师的观点并不是站在阶级本质的法律属性，而是恰恰相反，站在法律的规则属性。而规则属性的正当性，源于各种道德的批判。说到社会主义法学，恰恰是这种正当性经不住各种道德的批判。很多人说，社会主义法学者也在对其他法学进行批判，但就是社会主义法学者，是否对自己的批判感觉到理性的道德的义正言辞？很多人，不过是充充样子，不得不说而已！

三

利益是市场经济的永恒主题，尔虞我诈，为了利益！诚信经营，也是为了利益。为了利益，绝大多数的市场主体选择道德约束，而不是首先考虑法律。很少有人考虑法律，分析如何经营，他们往往是秉承良知和诚信。而时刻都考虑法律的经营者，往往是那些不诚信，无良知的经营者，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可以逃脱法律的处罚。但是这些人，往往被市场淘汰。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壮大的往往是诚实信用者。这也许就是自由经济的魅力吧！尤其是出现争议时，更多的利益救济途径是道德谴责，只有迫不得已，才选择法律谴责。这一点，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具有一致性。在中国，法律救济更是受到了道德谴责，尤其是小利益的贬损。这是由于违法成本过低，维权成本过高。法律本来是保护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中国的国情恰恰相反，这一道防线往往被放弃了，抑或说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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