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抚州市院提议与我院联合举办检察论坛，论坛主题就是办案安全。这个动议的产生，缘于今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发生多起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嫌疑人自杀、杀残、逃跑事件，引起领导高度重视，责令严加防范。

一直以来，办案安全一直是套在检察机关头上的一个紧箍咒，一旦酿成事故，不仅要付出巨额赔偿，还有一大批责任人员要受到责任追究。嫌疑人自杀、自残、逃跑，这是令办案人员最为胆战心惊的。对办案安全事故的防范令办案人员崩紧神经，提心吊胆，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累，更甚于身累。

其实，对于办案人员来说，办案安全出了事，却未必一定要担责。因为嫌疑人真心要自杀，总是防不胜防的。比如，有一个案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点是刚装修过的房子，装修人员将半截裁纸刀遗弃在房间某个角落，嫌疑人捡到藏了起来，半夜，躲在被子里割脉自杀，看守人员完全没办法发现。象这种案件，看守人员如果也被追责，未免感觉太冤。

所以，出了办案安全事故，不是必然就要追究办案人员责任。如果办案人员尽职尽责，没有马虎草率，没有过失渎职，凭什么一定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呢？对办案人员是否追责，唯一的标准就是他们是否尽责尽力，这样，不仅体现了公正，也可减轻他们的精神压力。

其实，出了办案安全事故，真正要追责的是参与决策的领导。因为导致事故发生的根源，在于违法适用强制措施。按照刑诉法规定，企图自杀或逃跑的，属于应当逮捕的情形。但在实践中，这种案件却被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同样按照刑诉法规定，监视居住的法定情形，并不包括“企图自杀或者逃跑”。

这里涉及到《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一处致命的错误。该规则第110条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所谓“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指的是六种情形，包括“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而“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情形法律已明确规定是应当逮捕的情形，刑诉规则的这一规定显然与法律公然抵触。

从立法精神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本质上仍然是“监视居住”，只不过是被指定居所。法律同时规定了监视居住的方式，即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通信监控、暂扣驾驶证等，显然，嫌疑人只是被限制人身自由，而非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其在居所范围内是享有活动自由的。那么，对于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怎么能适用这种强制措施呢？那不是完全放任嫌疑人自杀或者逃跑吗？

可见，对于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根本就是不能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践中，之所以将明知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嫌疑人予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际上是为了突破口供。原本应该是羁押替代措施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变得“扭曲变形”，办案单位对嫌疑人实施24小时人工看押，所谓的“居所”内也只有一张床，成为审讯的办案场所而非生活、休息的居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沦为赤裸裸的“单独羁押”。

这种单独羁押比逮捕羁押更为严酷，嫌疑人痛苦不堪，甚至精神崩溃，自杀、逃跑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嫌疑人一旦存心要自杀、自残，总能找到机会，实在不行咬舌自尽总可以吧？办案人员如何去防范？

所以，办案安全事故的根源在于办案单位违法适用强制措施，而不主要在于办案人员松懈麻痹。但现实中，一旦发生安全事故，总是先拿办案人员“开刀”，追究其失职渎职责任，真正发号施令的领导则隐藏在幕后，让办案人员充当“替罪羊”。办案人员承受了肉体之苦，还要蒙受不白之冤，真是流汗又流泪。

综上，建议高检院立即废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10条之规定，规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执行和监督，从源头上防范办案安全事故，同时，对于因违法适用强制措施导致办案安全事故的，对办案单位的决策领导要予以严肃追究。唯此，才能对办案安全事故实现标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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