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吉林市中院在磐石市法院就景春敲诈勒索案二审宣判，维持一审判决。60岁的被告人景春罪名是敲诈政府，他的10年牢狱生活自此开始。景春以错判名义索赔106万元。7年来，申诉先后被三级法院驳回，但景春坚持申诉，并不断上访。2011年开始，景春先后5次从地方镇政府拿到了2.7万元“息访费”，他称这些钱是镇政府给他的生活补助。今年7月，磐石市法院一审判处景春10年有期徒刑，认定其106万元国家赔偿申请为敲诈未遂，上述2.7万元为敲诈既遂。”（京华时报记者李显峰）

已不止一次地看到过这类以上访相要挟，不断同当地政府部门讨价还价获取所谓“息访费”，之后则因上访人屡次失信，最后被司法机关以敲诈勒索罪法办的报道。

一如此次报道中所叙述的，上访人景春之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然吉林市两级法院二审终审均认定景春敲诈勒索罪名成立，但仍然无法回答和说服人们对诸如“政府能否成为敲诈对象”这一问题的质疑。

所谓敲诈勒索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采取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地为。对照这一概念，结合典型意义上敲诈勒索案例，从法理上来理解时，的确无法否认这类敲诈案件所具有的“非典型”性。此种“非典型性”从这样的思维路径中得以印证：上访是当事人权利；如果当事人属无理上访则完全可以不予理睬；如果当事人违法闹访非访则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给予惩戒；因此政府完全能够依法行事，根本没必要没完没了地支付“息访费”，心甘情愿般地被敲诈。

然而，如果你身处基层，当把这样不依不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上访者交给你处理时；当上级领导明确要求“只要息访结果、不谈息访困难”时；当考评标准强调出现“进京赴省”情况必须问责时；当你穷尽一切方法恨不得给上访人当孙子仍无法阻止当事人时。或许此刻你再去理解敲诈勒索罪的概念时，就会发现当事人的所作所为可能又成了“典型”的敲诈勒索。

我们时常慷慨激昂地说审判要秉公而断、不要受什么什么的干扰；我们不无忧愤地呼吁“要及早改变老百姓信访不信法的局面”；我们满怀希望地憧憬着科学有效的“顶层设计”。可是，实践中，在面对像景春这样7年间被省市县三级法院驳回申诉却继续进京上访不止的当事人时，身处最基层的人谁能做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般地充耳不闻？把法律、法规条文角角落落都瞅遍寻不出半句处置之法，那边又被通知让去北京领人时，谁又能依然真正地做到淡定不急躁？

究竟问题出在了哪里，是人性之恶？是失职渎职？是能力低下？是体制机制？或许身处基层的人觉得思考这样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所以才干脆在无法之时先判他个敲诈勒索再说吧。

文章来源：http://blqr.fyfz.cn/b/834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