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病重请假却被公司当作“旷工”处理的维权路

据《劳动报》报道，2009年，何某来到上海做保洁员。7年来，她勤勤恳恳，未曾有过一天的缺勤。今年2月，当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时，她连夜电话向公司请假，奔赴老家料理家事。然而，等一切都安排好后，回到上海的她却收到了公司口头的辞退通知……


走投无路之下的她，在市总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经过仲裁、一审先后两次的调解，最终赢得了这场超越法理的“情理之战”。


父亲病重请假却被公司当作“旷工”处理


何某于2009年来到上海，在别人的介绍下，她来到了上海浦东一小区做保洁员，一做就是7年。在这7年间，何某称自己每天都要打扫小区17个楼道，每个楼道共6层，兢兢业业的她就连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年休假也未曾有过休息。


今年2月份的一天，何某接到了一个来自老家的电话，老家的父亲已经病入膏肓、生命垂危。“我就这一个父亲，无论如何我也要回去看他！”在完成当天的工作后，何某立即前往火车站，购买了一张最快回到老家的车票。“当时，我在车上还打电话给公司领导请假。我说，我父亲快要不行了，也就这几天的事情，是不是能请个一周的假出来？没想到，领导却在电话里直接回绝了我：‘你走了，谁来干活？要么你明天上班时间出现，要么你找到人顶你的班。不然，你就别回来了！’”虽然领导撂下了狠话，但是老家那边父亲的病情却牵动着她的心，她毅然决然地连夜返回老家。


就在回到老家的第二天，她的父亲终究还是因为病情恶化而去世了。满怀着悲伤的心情为父亲料理完后事后，她回到上海想开始新的生活。可是谁知道，刚走到小区内她便发现自己的清洁工作已经有别人正在做了。“那时候，我直接找到小区的物业公司，想问问情况。他们告诉我说，由于我没有请假、无故旷工，因此不让我继续上班，保洁工作也早已交给别人来做了。”何某不明白，为何这个公司如此不近人情？连父亲病重去世这几天的时间也不给自己？


“我一个外地打工的，也没什么好的办法，只能几次去找负责我的物业公司去谈。可是都无济于事，他们还喊人把我请出了办公室。”没有办法的她在老乡的介绍下，拨通了市总法律援助的电话，希望能够有人站出来为她维护权益。


因为缺乏证据首次劳动仲裁失利


在听到何某的遭遇后，市总工会法律援助中心的秦佳利立刻为她开启了法律援助的程序。


第二天，何某如约来到了市总法律援助中心，与秦佳利以及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白丽娟一同交流事情的始末。原来在入职时，何某没有见过任何的劳动合同、公司规章等文件，更别说签名确认。除此之外，她还说自己7年来从未有过一天的休息，但没拿到过一分钱的加班费。“这些都没关系，但是这次我父亲去世还不让我请假，这口气我实在咽不下去！”


在劳动仲裁时，何某提出了自己的诉求：要求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但是在双方提交证据过程中，由于她太过匆忙，未来得及走公司常规的请假程序，屡次通过电话向领导请假也未曾录音，所以她实在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证明自己向公司请假的事实。基于此情况，劳动仲裁委认为她“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不来上班，确有不当”，公司的行为属于合法解除劳动合同。


在得到劳动仲裁败诉的消息后，秦佳利告诉何某：“仲裁虽然输了，但并不是结束！”丧假本已是件令人难过的事，若仅仅因为一次丧假事宜没有请假导致劳动合同被解除，如此处罚未免太过了。在与白丽娟律师再三讨论之后，秦佳利觉得：“这场仗还有得打！”


倾情援助数次调解维权终成功


在通过律师提出起诉后，主审法官与双方律师进行了背对背沟通。在这次的沟通中，白丽娟律师将何某前后工作的经历与法官一一详说。“如果说，职工由于家中丧父需要等待公司所谓的请假流程走完才能够回家，这样的公司制度难道不会太过呆板吗？公司是凝聚职工人心的地方，但这家公司却用这样的制度框住员工，我认为这样的公司也太不近人情了。”最终，通过庭审中由主审法官主持的调解，公司方同意一次性支付何某7000元。在与公司的调解成功后，何某亲手写了一份感谢信送至了市总法律援助中心，“调解成功后，我内心非常感动！……通过此事，我深深地体会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为了表达我个人的谢意，今特写此信，通过工会为秦老师点赞！”在信上，何某表达更多的还是感谢。


“何某这次经历成为许多来沪打工的农民工们中的一个典型。”在总结这次的维权经过时，秦佳利指出，很多来沪工作的农民工读书读得少，法律意识淡薄，在请假受阻、超时加班时极少会保存证据，如此一来即便老板确实在侵权，也很难进行维权。“因此，劳动者们一定要有强烈的证据意识！”另外，当劳动者无力为自己维权时，不妨去找工会或者上级工会的法律援助服务，通过工会法律援助为弱势劳动者们维护最基本的权利，保障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