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效力于德甲多特蒙德的德国国脚罗伊斯因无照和超速驾驶，被罚５４万欧元。按照德国法律，交通违法罚款数额根据当事人收入状况确定。罗伊斯属于多次违法，需要重罚，具体金额是他三个月的工资。

５４万欧元，或许成为德国历史上最昂贵的交通违规罚单。５４万欧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他只是罗伊斯三个月的工资，倘若是一个工薪阶层、普通百姓，也许终其一生也无法积攒这个天文数字。

无独有偶。2001年10月，诺基亚公司董事会成员安西.万约基在芬兰的一个小城以每小时75公里的速度驾驶摩托车，超过了50公里的限定速度。他收到了芬兰历史上最贵的一张罚单——11.6万欧元。这张罚单针对的对象是一个亿万富翁，因为这也仅仅是其16天的工作收入！根据芬兰的法律：交通罚款与交通违规者的收入的纳税情况成正比。

两个事例说明一个道理：法律的公正性体现在不同人群、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司法处置，真正的公正恰恰在于刑罚的个别化。

刑罚是世俗间最严厉的惩罚规则，公正的刑罚同样要照顾到每一个鲜活的个体。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任何一种犯罪都是不可重复的，他们情境不同，个体不同，动机不同，处罚自然不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饥寒并至而不为非者，鲜矣”，一个为了养活自己的孩子而去偷窃面包的母亲，与一个无所事事、以偷为乐的混混一同刑罚，刑罚的公正会荡然无存，因为它违背了基本的公理。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往往把司法的个别化处置寄于审理案件司法官员，他们也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酌定裁量，从而体现司法的公正。我们并没有将刑罚的个别化放到法律制定的层面上去研究并运用于司法实践之中。两张天价罚单都有立法上的依据：“当事人的收入”和“交通罚款与违规者的收入成正比”。比如对于罗伊斯三个月工资的违章罚单，对于一个工薪阶层，三个月的工资也许只有几千欧元，富人不仅能够承担如此高额的罚款，而且作为“富人”，他也更有义务做一个守法的模范。

在我们看来，两个案例有些匪夷所思，因为在中国情形也许恰恰相反。在西方，从立法的层面就在追求刑罚的个别化，我们的刑罚个别化依赖的是司法官员品质、素质，从而呈现出种种不可名状的潜规则，它常常成为个别司法人员谋求不正当利益的一个借口。所以，从立法层面作出个别化规定，也是防止司法腐败、保持阳光司法的重要渠道。

路漫漫其修远，吾等仍需上下求索，我们不能停下追求公正的坚定脚步。言已至此，想起一个笑话，可以作为佐证：

在一次跳伞过程中，教练要求所有学员数到十个数时打开跳伞包。其它人都顺利落地，只有一个人始终没有打开伞包，其实他根本没有打开伞包的动作，因为他是一个口吃患者，自始至终他只数到一，最后不幸遇难。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只有照顾到个体的规则才是优良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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