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楚王项羽和汉王刘邦为争夺天下，展开了有名的楚汉战争。其间汉军名将韩信一路攻城拔寨，公元前203年攻下齐国七十二城，成为刘、项之外举足轻重的第三股势力。此时一个叫蒯通的谋士认为时机难得，就劝韩信弃汉自立。蒯通一共劝说韩信三次，都遭到了韩信的拒绝，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汉王遇我甚厚”。“甚厚”的内容是什么呢？据韩信自己的描述就是刘邦曾把他自己的衣服给我穿，把他自己的饭菜给我吃（“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而穿了人家的衣服，那就要把人家的忧虑也当做自己的忧虑。吃了人家的食物，必要时就要用生命去报答（“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在韩信的眼中，既然刘邦于己有如此重恩，“吾岂可以向利倍义乎!”虽然说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但一衣一饭之恩，就需要受恩者用自己的生命去报答，读起来总感到有点别扭和难以理解。

后来当笔者读到清朝人祝庆祺编辑的《刑案汇览》一书时，从该书辑录的众多司法案例中，似乎隐约理解了一点韩信所说的“死人之事”的义务了。《刑案汇览》辑录的是乾隆元年至道光十四年（1736年—1834年）近百年间中央司法机关审理的刑案5640余件，很多案件都发生在我们常常津津乐道、引以为豪的“康乾盛世”时期的真实案例。其中有很多是出了人命的要案，而这些命案的起因今天看来却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利益纠纷，笔者试举出五起案件让大家体会。

案一：年仅十五岁之戴七携带镰刀赴地割草，适遇二十五岁之彭柏子等在地收割黄豆，旁有抛散豆粒。戴七顺手拾起一握，放入粪箕。彭柏子见而不依，辱骂，并欲夺取粪箕。戴七畏惧跑走。彭柏子追赶、仆殴。戴七情急，顺手用镰刀向后吓抵，砍伤彭柏子心坎，殒命。

案二：今温水子年甫十三，因路经邓玉书梨园，摘梨三个。经邓玉书喝骂即行抛弃。邓玉书拉送温蒂庭处治。温水子举耙，向殴邓玉书回殴，致毙。

案三：陕西省题武小孟因刘仰儿等摘伊地豆角，踢伤刘仰儿身死一案，将武小孟依擅杀拟绞（监候），均经照复在案。

案四：河南省题赵文科因程壬午摘取张大元地内柿果，理斥，不服，赵文摘取张大元地内柿果，理斥，不服，赵文科近前解劝，被骂，气愤，踢伤程壬午，身死一案。

案五：孙守智系孙伦元无服族孙。因孙伦元窃锯树枝, 该犯用枣木铁钩背殴伤孙伦元，右并臁偏裹骨折。嗣孙伦元因行窃被殴, 无颜做人, 羞愧自缢身死。

看到了吧，这些人命案的起因甚是细微，无非就是一把豆粒、三个梨子，甚至一根树枝的所有权纠纷而已。案件最初的起因并不能代表事实的全部，造成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不管怎样，我们的祖先为了如此细微利益而起纷争，最后发展到生死相搏，终究会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困惑。这种困惑的合理答案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古代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其实很苦、很穷，人们长期在温饱线上拼命扎挣。今天我们眼中的细微利益，祖先眼中就是值得以命相搏的巨物。“这种由于摘取三个梨子既被杀的案件，可能反映了中国农民财产匮乏的情形。在中国农民眼中，每一粒谷子都是珍贵的。”[1]

思想家孟子曾给梁惠王描绘过中国式的理想国：每家都有五亩宅地，住房周围种桑养蚕，50岁以上的人可以穿绸。每年养一些鸡、狗、猪，70岁以上的人就都有肉吃了（估计那时候蓝天六必治就上市了吧，70岁的人也能牙好胃口也好）。每家再有一百亩地，八口之家就可以吃饱了。细读不难发现，孟子的理想国其实只是实现人民的基本温饱，“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仅此而已。诗人杜甫曾如是形容封建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该诗的原题目是“忆昔”，笔者以为改作“意淫”也许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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