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对刑事司法保护需求强烈，需要一定数量的刑事案件的实例发挥警示作用，才能遏制肆无忌惮知识产权侵权犯罪。而实践中以知识产权罪名成案的则很少，最主要的原因缺乏相关政策的指导。无需讳言现阶段司法一线的法官和检察官中工匠型的多，学者型少，要形成一定数量的办案，必须要有指导性的文件。也许有人会说可以让基层先干起来，然后再总结出一些政策标准，这种做法对其他犯罪也许管用，对知识产权犯罪则不适用。因为知识产权案件不是非黑即白是非分明的，涉及众多利益的平衡，这是基层的视野和知识结构很难做到的。实践很多问题确实是比较复杂，比如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商业秘密的非公知性和同一性认定以及损失计算标准问题？有多种角度和尺度的评价，再比如鼓励创新与鼓励创业的平衡问题？国家鼓励人才流动，而人才创业往往总会或多或少地将原单位的一些技术有关联，如何采取多元化处置机制，需要政策的指导。思想不不受保护的，但对于企业而言软件的思想性至关重要，往往独创性就在于想法，而代码只是实现想法的工具，采用著作权往往犯罪代价和被害方损失上不平衡，如果与硬件结合通过专利保护，而涉及专利的罪名又不能直接满足需求，政策的指导又在哪里？还有和网络运营相关的一些问题，大数据环境下著作权保护，云计算环境下计算机数据保护，虚拟财产保护，往往都涉及避风港原则与红旗原则的平衡，情况比较复杂。还有恶意营销问题，包括利用知识产权诉讼来意炒作以及利用网络规则、协议实施以破坏竞争方业务的情况，知识产权犯罪不断派生众多的花样，创新出新的招数。

建议在科技相对先进的地区，可以以省为单位，跨公检法形成专门研究中心，在广泛听取专家尤其是高新企业、互联网企业意见的基础上，对困扰企业的一些问题形成相对统一的政策尺度，让基层办案有些案件可以走下去。通过事前各方的充分讨论，不至于因为最后环节的个别人的认识局限，而影响整体的保护创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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