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凡是带“爱”字的行为或心理活动，都是不理性的，也不可能是理性的。比如准备要去爱一个人或者是心里爱慕、暗恋着某个人，皆不可能是理性的。如果是理性的，就有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行为很冒然、想法很天真。一旦要是觉得自己的行为很冒然、想法很天真，就会让自己感到很害羞、害躁，甚至还会觉得很可笑、可耻。正是缘于感到自己的行为或想法很冒然、很天真，甚至还感觉很害羞、很可耻，就会立马中止、中断自己爱慕、暗恋某个人的心理活动，更谈不上主动地去追求某个心仪已久、心里爱慕的恋人了。

昨日，读到一篇《做一个理性的爱国者》之短文，读后，引发了笔者深深思考。本博主在基本赞同李再昂先生文中观点的基础上（为何要基本赞同李再昂先生的文中观点？缘于李再昂先生是奉劝那些信口雌簧的人应当做一个理性的爱国者，可那些信口雌簧的人偏偏又不爱国，而偏偏不爱国的那些信口雌簧的人不仅要把自己伪装成很“爱国”，而且还要对实际上很爱国的人士上纲上线乱扣帽子），想另辟溪径从另一角度去观察、分析与阐述爱国到底该不该理性、有没有可能会做得到理性之话题（只是想进一步地扩展李再昂先生的该文中话题，虽然本博主的本文标题起得有点儿悬，其实是与李再昂先生的观点殊途同归）。并就本话题，诚与李再昂先生商榷。

笔者以为：爱国，是不可能理性的，也很难做得到理性，更是没必要做到理性。比如，当国家的领土与主权受到外敌侵略的时候，作为国家政府以及国民是不可能非常理性、非常客气地与外敌谈判，请求他们放下武器、不要侵略……倘若爱国也需要理性、需要跟君子一样地与人谈和，那么，从300多年前倭寇入侵我中华起，以及后来的八国联军或日本侵略者屡次侵略我中华民族的那个时候止，我们还跟倭寇、八国联军以及日本鬼子打什么仗？谁还会拿得起枪杆子跟倭寇、八国联军或日本侵略者们大干一场，把他们赶回老家去？

现实生活中，有时候虽然的确是很需要“理性”这种心态，但“理性”这种心态也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上，若是用在了“爱”之上面，即不论是爱自己的国家、还是爱自己的家人，也要求非得要“理性”对待不可，显然是不太妥切的。我以为：所谓的“理性爱国”，是指应当知道或应当懂得如何保卫自己的国家、懂得如何保卫自己的家园，不让国家与民族受伤害、流泪，就像是保护我们自己的亲人决不让外人欺负与凌辱那样。因为爱是属于情感的范畴，情感这东东是很难控制的，而且非常容易血液喷张，根本就容不下、容不得第三者对她的伤害或侵犯。

如何爱国，以及应当在什么样的前提下或基础上爱国？无疑，应当是在祖国繁荣昌盛、好端端的情况下切莫瞎操心。倘若是国家病了，而且病了之后不听劝解，居然还忌医讳治、自认为自己“没病”，那国家中的每个国人就不应当袖手旁观了。此时若是袖手旁观或者是竟还帮着一些无良的政府官员们说国家“没病”，而且还帮助一些无良的政府官员们故意错把那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们说成“生病”了，这就不是理性爱国，也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爱国，这些人是巴不得国家生病，惟恐天下不乱！

就“爱”这个问题到底应不应该秉持“理性”之心态，其实，我们每个人皆可回去问问自己的父母，问自己的父母在爱我们的时候是不是都可以做到理性？或者是让我们每个人自己扪心自问一下，当我们在爱自己所爱的人的时候，是不是也都能做到理性？如果是皆可做到理性，那么，当然是可以“理性爱国”了。可是，世间又有谁能够做得到理性地爱自己所爱的人呢？应当说，不论是轰轰烈烈的爱、还是和风细雨式的爱，皆不可能是理性的。即便是某些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很含蓄的爱，其内心也一定是翻江倒海、波澜起伏……

爱，常常可以让人毫不犹豫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爱国家、爱民族，更是可以让人义无反顾、奋不顾身地抛弃自己个人的情爱轰轰烈烈地奉献出自己的所有。倘若在爱国、爱民族时，总是“理性”地“三思而后行”，就不可能会做得到上述这点。一百多年前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曾经写下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之名句。可见，在裴多菲以及裴多菲式的人眼里，爱国远比爱自己心爱的人和生命更加重要！

当下，有些人一见到风便认为是雨，看到一些不同政见、政解或意见与批评，就认为是“反对现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并认为“反对现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就是不爱国的表现”，对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们乱扣帽子，这些人根本就不爱国，也不可能是爱国的。其实，爱、是属于每个人的情感的自然流露，来不得半点强迫、也强迫不了。国人爱不爱党、爱不爱现有的制度与爱国根本就是两码事（但如果我国的政治够清明、制度够优越，执政党和现有制度也是挺可爱的、并值得国人去爱），哪能张冠李戴、混为一谈？说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父亲或掌柜的或管家的是可以经常换的，而生养我们的母亲是不能换的、也换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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