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家反贪所揭露的部分案件信息，其贪污之金额已远超公众之想象，对国家强力反腐固然值得庆幸，但公众则必须明白贪污腐败的产生根源是基于国家行政或政治制度所创造的条件，而非基于官员人性道德培训之不足。像我等升斗小民因无缘接触于国家权力，自然是想腐败也无门墙可入。

纵观中国历朝历代，对肃贪最狠者莫过于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与刘邦、毛泽东相比，那是真正的无级阶级出身，都穷到了父母、兄弟姐妹全部饿死，自己不得以去了皇觉寺当和尚才侥幸活了下来的程度，也正因为有这种经历，朱元璋比毛泽东、刘邦对贪官污吏更有切齿之痛，更何况朱元璋认为他之所以能夺取元朝天下与元朝官员之腐败密不可分，有了这么一种认识，朱元璋才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六十两以上者，立杀，以后又规定不管有没有贪到六十两，也全杀。

朱元璋的这条法令那还真不是吓吓，他不仅定为祖制而且还实际操作，他特别命令将这些因贪污处死的官员予以剥皮，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人像挂于官署公座旁边供百姓参观，同时也用于震慑贪官，除此之外，他还制定的配套措施，如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直接送京治罪，路上各检查站都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阻挡，不但要处死，而且要诛九族。

即便这样，朱元璋还是不放心，又授权锦衣卫全国派出检校遍布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逮捕，致使最后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那就是很多犯人送到衙门过堂时才发现堂上当官的官老爷也和自己一样戴着镣铐，后面还站着锦衣卫监视，除了有官服外，活脱脱也是个犯人。

毫无疑问朱元璋的上述措施比我们现在的无产阶级还具有革命的先进性和无产阶级的彻底性，但反腐的结果怎么样？朱元璋自己说的：“我早上杀完，你们晚上又犯”。

因此，从反贪措施之严厉程度来讲，朱元璋早就实验过了，实验的结果是无论肃贪措施如何严厉最终的结果都只能是失败，与朱元璋的肃贪措施来看，我们现在是远远比不上，比如我们刑法第383条规定，贪污数额十万元以上者，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如果我们完全按朱元璋的肃贪精神来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规定，夸张点来讲，全国80%的科级以上干部都得处死，如此岂不亡党？

朱元璋没有办成的肃贪西方国家却办成了，中国境内至少香港、澳门、台湾都已实现了，这种最大限度的杜绝和制约官员贪污的措施就是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这项制度将行政首长和政府官员的薪酬、收受的礼品、因公务支出的开支和家庭财产全部向社会公开，接受人民的监督，让境内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通过政府官方网站自由地查询到上述信息，使得任何一个政府官员的异常财产都可以通过网站公布的信息予以比较核实其所得的合法性，换而言之，在这种制度下，任何一个普通公众都有可能是反贪污腐败的执法者。

相较之下，我们现阶段虽然也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和公职人员收受礼品、礼金等规定，但却发挥不出防止腐败的作用，原因就在于这些制度的运作缺乏公开性，目前官员向政府组织申报的财产内容只是有关部门掌握却不向社会公开，而政府官员收受的礼品、礼金最后的流向也同样不向社会公开，甚至到了最后连有关部门自己也不掌握的程度，因此，我们虽然也有这些制度，但这些制度都欠缺核心的内容就是向社会公开，政府官员的财产或一举一动如果不向社会公开就不起到社会监督的作用，腐败自然也就难以遏制。

从技术上讲，官员财产公开并不难，只要建立一个网站，然后将官员申报的财产数据上传即可以实现。从政治理论上讲，也不难，因为执政党是无产阶级，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无产阶级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只掌握国家的政治领导权力。按党章和宣誓，共产党员是一群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人，与为人民牺牲相比较，公布一下个人财产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官员财产公开为什么就始终在中国大陆建不起来，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如今党员兼政府官员职责的行政官员其所掌握的个人财产之数额实在过于庞大，与马克思理论和党章完全脱节，导致政治论理完全无法接受，如果公开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恐怕也难以接受考验。

另外一原因则是官员财产一旦公开则其惊人之数额依刑法规定大部分党员都难以逃脱死刑，则公开财产无异于执政党在自杀，但若官员财产不公开，则各级大小官员如同食人鱼一样不断吞噬执政党的机体，两者相互竞争的不过是吞噬的速度与执政党再生能力速度之间的快慢，而执政党执政的再生能力则取决于其人民对其执政合法性的支持率和人民的供养能力，一旦经济退化，人民供养能力不足，则执政党立时处于危局，因此，官员的贪腐能力大于执政党的再生能力和人民的供养能力时，则必将终结执政党的政治生命力，历代王朝概无例外。

与政府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相比，局部深度的反腐只不过是暂时性延缓官员吞噬执政党机体的速度，却不能遏制吞噬力，要达到遏制全国各地各级政府官员对执政党反噬的力度就必须适时建立政府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将政府官员的薪酬、收受的礼品、因公务支出的开支和家庭财产全部向社会公开，使政府官员在全民监督下不敢贪才是终极制度，才能有效遏制政府官员贪婪无度的腐败能力，否则迟早有一天执政党终将死于这帮贪婪的官吏手上。

一如明亡，朝庭无力支付兵銄，而官员富可敌国，李自成破北京城后反将京官之财产掠夺一空，前史足可借鉴。

附阅读延伸：

加拿大：该国法律规定，政府官员无权收受任何礼品，所有收受的礼品都需要个人花钱买下。违反这一规定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新加坡：公务员在任职之初必须申报个人财产情况，且每年都要申报一次。同时规定，公务员接受礼品金额不得超过50新元(约250元人民币)，超过部分必须上缴或个人出资买下。

   德国：官员收受礼品价值不得超过50欧元(约500元人民币)，否则就要受到不同程度的纪律处分。根据收受金额数量，将受到警告、严重警告、开除公职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的处分。德国的《刑法》规定：公职人员私自接受礼品，要求或暗示对方送礼，即使未危及他所履行的公务，也构成谋取私利罪，如果索贿行为侵犯了公共利益，则构成受贿罪。

   英国：官员收受礼品价值不能超过140英镑(约2000元人民币)，超过部分官员可以花钱购买。否则，未来有可能丧失领取退休金的资格。

   法国：官员接受礼品最高限额为35欧元(约350元人民币)，超过部分必须归还赠送者，否则将受到法律处罚。

   格鲁吉亚：国家领导人可以收受价格不超过80美元(约640元人民币)的礼品，但可以收受亲属赠送的高价礼品。如果礼品价值超过国家最低生活费的10倍，必须向上级申报。

   美国：政府工作人员收受外国赠送的礼品价值不得超过305美元(约2440元人民币)，超过这一数额应在60天内交给政府部门。同时规定，下级不得向上级送礼品，违反者将被开除。如果收受礼品总价值超过7000美元(约5.6万元人民币)，将对其处以3倍的罚金，并可判处15年以下监禁。政府工作人员不能向上级官员赠送礼品，不能接受比本人工资低的工作人员的礼品，违反这一法律者应开除其职务。

  韩国：官员一年之内收受与本人业务无关的礼品总额不得超过15万韩元(约1200元人民币)，但不能接受与本人职业有关的礼金和礼品。

   俄罗斯：允许政府官员一次性收受的礼品价值从目前的500卢布(约150元人民币)提高到了4000卢布(约1200元人民币)。而个人收受礼品总价值如果超过10万卢布(约3万元人民币)，就必须向上级报告，否则将被追究法律责任（俄罗斯当今的腐败现象也比较严重，相当一部分富翁是前苏联官员的家族和后代，官员允许收受礼品的上限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为了防止官员腐败，世界上有些国家还制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其中最著名的是新加坡的的“记录官员活动制度”和美国的“责任连坐制度”。

   新加坡的“记录官员活动制度”。要求公职人员以书面形式记录下自己每天的公务活动和与公务有关的私人交往，尤其必须记下公务活动和私人交往中有违公职人员职业准则与道德、有违清廉为政宗旨的事项，作自我对照和供上级审查之用。新加坡的做法叫做“公务员日记制”，政府每年给每个公务员一本日记薄，公务员每天记下按规定必须记录的自己的公私活动，然后由监督部门审查，若有隐瞒作假，即予处罚。这种官员活动记录制度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极具穿透力和震撼性，它将腐败与廉洁的问题，每天都真切地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它给有腐败之念的人施加双重压力；不仅腐败有罪，而且在作出了腐败之举后必须如实记下，否则就是罪上加罪。这就大大强化了在腐败行为实施前人的自我心理约束，这种恐惧感可以有力地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

   美国的“责任连坐制度”，基本内容包括两方面：其一，上级官员对于他直接领导的下级官员的腐败行为以及其他为制度所不许的重大违规行为，负有连带责任；其二，在选任官员时推荐官员人选的人，对其所推荐的官员所犯的腐败等重大违规行为负连带责任。这两类负有连带责任的官员在其连带对象遭受惩处时，也必须受到相应的处罚。这种处罚或记过罚俸，或降职调任，或免职不用，其中比较体面的做法是自贬请退、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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