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上山下乡的时候，一群群城里的青年，还有那些成份不好的家庭（我姐夫一家、南大物理学院的知名教授章维益一家即属于这种情况）被驱赶到我的家乡高淳。高淳虽然与南京只隔了100公里，但文化却有天壤之别。他们来了后，最难适应的是两件事：一个是听不懂高淳话。高淳话最近被网评为江苏最难懂的话，那几乎是语言的活化石。何况任何一种方言，总以农民说得最为正宗，这更加深了沟通、交流的难处。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是民风。夏天，年长的女性上身不穿任何衣服，随意扇着扇子，到别人家串门或到稻场（生产队的广场）上纳凉；年轻的妈妈则完全不避嫌，掀开衣服随处随时喂奶。

当裸体成为一种文化的时候，他们受不了。

现在想想，他们受不了是正常的：他们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长期受纵欲者的禁欲宣传，加上他们是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从来没想到这个广阔天地却如此“大有看头”。总之，是文化发生了冲突。

在历史和现实中，许多文化的东西一开始大概都会遇到这样的境遇。比如，分权制衡，这个是其他国家的文化。在我看来，这玩意儿也没什么了不起。我的理由有两个：

——这只是一种国家治理的方法，而不是目的。长期以来，我们把目的和方法搞混淆了。我们总以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目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些都只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而已。分权制衡也是如此，资产阶级并不是为了追求三权分立而革命的，革命成功后才发现这个是保护其政治利益的好的手段。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有非常精辟的论述：资产阶级理论家“以极其虔敬的心情把这种分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事实上这种分权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而实行的日常事务上的分工罢了。”“这个原则只是在它符合于现存的种种关系的时候才被采用。”不是“原则”，只是“分工”，说得够清楚了。在恩格斯那里，它并不是什么多高大上的东西。现在倒好，是我们自己把它神圣化了，不让说它。这种文化禁欲，反倒刺激起了许多人的文化好奇和文化幻觉。

——这种方法我们也在用。例如，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这些个说法也是分权制衡的运用。再如，《公司法》规定，现代公司制的法人治理结构是“新三会”：公司的股东（大）会是决策机构，董事会是执行机构，监事会是监督机构。可见，《公司法》所规定的法人治理结构实际上体现了分权制衡的原理。

是方法，谁都能用。因此，我的看法是，可以不搞三权分立，但必须搞分权制衡。

文化没有好坏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分。说人家的文化坏、落后，那只是文化优越者的一种意淫。如同高淳的裸体文化，高淳人从来没有莫名的惊诧，理由很简单，这只是一种文化而已。假如真的不适应了，那它是会改变的。例如，随着交通的发达、见识的广泛，高淳的这种裸体文化现在就少多了。但这种改变是以文化的方式而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进行的。

现在，偶尔在把酒凌虚时和维益说起那时的文化冲突，他只是笑笑：这只是一种文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