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杀生》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镇子“好人”怎样灭掉一个“恶人”的故事。

为什么要灭掉他？因为他——牛结实，是一个异类。用其饰演者黄渤的话说，他“敲寡妇门、挖绝户坟、欺男霸女”，“能想象到的捣乱事几乎干遍了”。可是，牛结实真的罪不可赦以至于全镇人无不欲杀之而后快吗？且看看牛结实都捣了哪些乱。

首先，他破坏镇子的纯净水资源。他在镇上的水井里洗澡，把祭祀仪式搞得一团糟；他把催情药倒入从镇上川流而过的小溪中，令全村人集体纵欲。其次，他搞砸了老祖爷的葬礼。他把随老祖爷陪葬的马寡妇从水中救出，并据为己有，使其怀孕。此外，他还干了偷人家祖坟里的珠宝作为结婚礼物、偷看别人房事、拿肉铺的肉不给钱、给奄奄一息的老祖爷喂酒等等恶事。然而，这些事哪个都够不上死罪，那为什么全镇人都对他恨之入骨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些捣乱行为。水，在这个闭塞的保留着很多原始习俗的镇子里，带有宗教崇拜色彩，是“上天”或者“先人”的象征，这从那些祭祀、祈雨等情节中可见一斑，因此破坏水资源实际上是冒犯上天和先人。殉葬，自不必说也是原始祭祀活动的一种，同样带有浓厚的宗教崇拜色彩。胆敢把殉葬的马寡妇救回来还与其同居生子，这在全村人的眼里都是无法想象的大不敬。

宗教崇拜实际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特殊社会行为，具有特殊的社会心理内涵，这种心理内涵是维系某种制度和秩序的基础。由此看来，捣乱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捣乱者已经成为原有和谐秩序的破坏者，成为无法容于原有秩序的异类。

牛结实的坑蒙拐骗偷未必有多么大的险恶用心，那些行为更像是一次次恶搞、恶作剧，是对秩序的调侃与戏弄。他与正统格格不入，因此被镇上的人们斥之为恶。这有点像上学时班里的“差生”，其实他只是成绩不好、贪玩而已，老师和家长却告诉我们他是坏孩子，叫我们远离他。当然，班里出了丢东西、公物被损坏这样的事情，首先被质问的也是那个“差生”。可是放学路上敢于同歹徒搏斗的，常常也是那个差生。如果说坑蒙拐骗偷这些小混混伎俩着实是带有“恶”的性质，那么救回马寡妇则无法让我们对其进行否定与批判，相反应该被否定与批判的应该是以镇长为首的全镇人民。活人殉葬，无疑是极其残忍、恐怖与愚昧的做法。而故事的高潮发展到牛结实不得不以自己的命换孩子的命，则让我们内心深处陡生悲凉。

掌握着话语权的镇长和秩序内的全镇居民以正义的名义向异类牛结实宣战，却做出了并不正义的事情。以“老子”自居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恶人”牛结实，最后因为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而双膝跪地慷慨就死。这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呀！女人代表的是爱，孩子代表的是作为人的权利，没有了爱和作为人的权利，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行文至此，不禁要问：究竟谁是恶？究竟谁有罪？

当镇上的人对牛结实毫无办法时，他们甚至认为牛结实的罪恶是天生的、遗传的，因为他本来不姓牛，他的父亲原是一个不靠谱的外乡人，只是落脚在此改做牛姓。因此，驱逐他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颇有些原罪的味道，亚当来到人间就是带着罪的。海德格尔曾在《形而上学导论》开篇郑重提问道：“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在哲学视阈下，罪的根源一如存在的根源，不可言说又不得不说。无意在此进行晦涩的理论探讨，只是想套用海老师这句话：究竟为什么罪者有罪而无罪者无罪？如果罪恶是与生俱来的，那为什么长寿镇的人们没有罪？

我愿意对导演管虎等《杀生》的主创表示敬佩，恶人之死真的是一个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即便恶人真的有罪，他也一定要死吗？如果他作下了恶，我们能以什么名义剥夺他自我救赎的权利？我们又怎么能确保我们就不是长寿镇居民？看了影片前半部分，我们和长寿镇的人们一样对那个流氓成性的痞子充满憎恨，至少我们并不反对大家集体围攻牛结实；可是看完影片，相信没有几个人会认为牛结实该死。不仅如此，对于镇长、牛医生等人在正义旗号下的种种行为我们已经不敢认同。

事实上，即便在现代法治社会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惩治恶人、平抚民怨的传统思维有时也会与理性客观、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产生曲折复杂的碰撞，也的确有些恶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死于众声喧哗的狂欢，其死后带来的消极影响远远大于恶人不死。而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完全满足的，只有狂欢的大众。牛结实背负着原罪的忏悔实现了灵魂的救赎，希望牛结实的死给长寿镇的人们带来一点启示，使得法治能够早日像阳光一样普照长寿镇的每一个角落。

好在牛结实即便在影片故事的情境中也并没有犯下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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