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政评论》按语：这篇文稿是张麦昌律师在“第五届‘丰瑞刑辩论坛’上的发言稿”。文稿从2014年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入手，引入了刑辩律师职业精神的“两个面向”、“三个层次”和“四个维度”。谈论了律师界存在的“拒辩”、“死磕”和刑辩律师的气场。在张麦昌律师眼中，辩护律师不仅需要业务技能上的提升，更需要精神面貌、精神气质、精神状态和精神境界的天人合一，而死磕派律师的精神更值得推崇。

纵观中国刑辩律师这几年，虽说在内外交困中艰难前行，但却逐渐受到社会的理解和舆论的支持。从“李庄案”肇始，刑事辩护业务先是急剧陷入低谷，而后，慢慢迎来了刑辩业务的起色。一些律师从民商事业务转向了刑辩业务，全国多地也新成立了以刑事辩护为唯一业务的专业律师事务所。刑事案件越加受到社会的大力围观和媒体前所未有的报道，刑辩律师的一系列努力和成绩也逐渐扭转了民众对律师的片面认识。虽然，中国刑事案件的辩护率依然很低；虽然，中国刑辩律师的境遇依然是夹缝中求生存；虽然，中国刑辩业务的风险依然没有减小，但是，从冤假错案中刑辩律师的功不可没，到死磕派律师扮演了“伸冤救苦”的角色；从官方逐渐认可刑辩律师的作用，到刑辩律师越来越被律师同仁所认同；从“两高”力撑刑辩律师，到中国刑辩律师的品牌效应开始显现。刑辩律师，越来越成为一个世人关注、舆论青睐、律师界认可的群体。而从事律师工作，也只有做刑辩业务才能体验“刀尖上舞者”的惊险和刺激，而且有律师认为只有做刑辩才算是真正的做律师。无论如何，在刑辩业务逐渐受到律师界青睐，在刑辩律师逐渐受到社会理解，在刑辩环境逐渐得到改善的背景下，我们期待，中国刑辩律师能尽早迎来法治的春天！

各位好，我们这个环节的主题是从2014年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谈刑事辩护律师的精神。2014年十大影响性案件是，湖南衡阳贿选案、山东平度纵火案、黄海波嫖娼案、呼格吉勒图案、念斌案、徐才厚案、快播传播淫秽物品案、秦火火寻衅滋事案、上海福熹食品案、江苏泰州环境污染案，其中除了黄海波嫖娼案不是刑事案件，其它九个都是刑事案件。（插播一则广告，我对这十个案件有个简要点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我的微信公众号：小麦说法）九个刑事案件，类型各异，都是需要刑事辩护律师展现才华的舞台。但同样是展现刑事辩护律师精神的舞台。前者我想没有什么疑问，大家很容易达到一致，但后者可能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因为精神世界是很难界定与评说的。但是，精神的重要性又无人可以否认。如果说人生是有竞争的，或者说人生境界是有高低的，最终比的不是物质的多少，而是精神境界的高低。刑事辩护律师的精神，我认为就是我们刑事辩护律师在从事刑事辩护工作时的精神面貌、精神气质、精神状态和精神境界。

我们看一个刑事辩护律师的水准，我想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或者说从三个层次去看，一是知识，二是技能与技巧，三是精神。光有知识是做不好刑事律师的，你把刑法、刑诉法、各种有关的司法解释都背得滚瓜烂熟，没有技能，不会应用，是做不好刑事业务的，有了知识，再加上技能与技巧，如果没有精神世界的和谐，没有对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予以价值观念上的整合，也一定不会成为一个刑辩大律师。

除了业务得到认可，还有一个职业认同与社会尊重的问题。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有五个层次的需要，第一层次是生理需要，第二层次是安全需要，第三层次是爱和归属，第四层次是尊重的需要，第五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不说第五层次，就说第四层次，自己有职业的尊崇感，这是自尊；社会公众对刑辩律师认可和尊重，这是他尊。刑辩律师能否满足尊重的需要？

刑事辩护业务事关人最重要的东西：财产、自由乃至生命，面对的常常是世界上最黑暗最残忍的人与事、最严重的人间冲突，打交道的人又是最强大的国家机器（公检法），正因为有这种特殊性，所以刑辩律师被称之为“刀尖上的舞者”。刑事辩护律师的精神世界有两个面向，一是向外，二是向内。我先说向外。

第一，面向社会公众。中国社会由于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长期以来认为律师就是“为坏人说话的”，中国刚恢复司法制度，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时，律师本来就少，很多律师拒绝为江青辩护，几乎找不到一个愿意为江青辩护的律师。去年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又出现了律师拒绝为被告人辩护的一幕。据说，这一拒辩行为被赞为有正义感，还说拒辩提升了律师的形象。其实这些拒辩律师不自觉地在否定自己的职业。2014年十大案件中的平度纵火案，我看了以后也极为气愤。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为“他们”辩护？如果一个刑辩律师没有弄清楚这一点，他能做好辩护工作吗？我表示严重怀疑。下面我简要的说一下，我们为什么要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辩护。首先，站在审判席上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是确定的坏人。我们眼中的这些“坏人”要先被假定为无罪（无罪推定理论），然后通过控方和辩方从不同的两个方向举证和辩论，用证据来搞清楚他是不是“坏人”。如果我们已经认定他们是坏人，辩护制度就可以取消了，只要公安局抓人办人杀人就可以了。49年后新政权建立初始的一段时间，基层领导就可以决定杀人，哪有什么辩护。其次，我们不是为坏人的“坏”辩护，而是为坏人的“人”辩护，作为人的权利应当得到保障。检控方负责惩治“坏”，辩护人负责保护“人”；还有，公安、检察院作为国家机器，他们的能量太大了，如果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然是人民的愿望，但是警察中为权贵、为自己、为人民币服务而草菅人命者也为数不少啊。若他们为善，善莫大焉，若他们为恶，能量无边。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就是例子。少年被冤杀，制造冤案的人反而立功了升官了。听到贵州律师拒辩一事，我感到悲哀。外行人不知律师辩护的意义与价值，倒还罢了，律师自己不知道，就可笑了。不知道自己职业的意义而去从事这种职业，那他的精神世界岂不干瘪可笑？

第二，面向公检法。刑辩律师要经常跟公检法打交道，有些公检法机关人员对律师不尊重，对律师的意见不重视，认为律师的工作是挑他们的剌，是“麻烦制造者”。这就让律师的工作难上加难。更有一些所谓敏感案件，早已经由政法委或领导定调，司法成了“道具”，审判成了“走过场”。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律师退缩了，把费用退给当事人，有些律师退缩而不退费，成了人家戏里的“配角”（有些律师是官方找来，以法律援助的名义“友情出演”。）这不是助纣为虐吗？好在还有一些律师，咬定青山不放松，“法律明明是这样规定的，你就不能执法犯法”，坚守法律，绝不退让，名为“死磕律师”。我认为，死磕律师是刑辩律师的柱石。当然死磕律师的日子也不好过，迟夙生律师在小河案辩护中，由于死磕行为，被几名法警粗暴地架出法庭，五十多岁的老大姐当场晕了过去，北海警方在房立刚律师会见时违法安检六次，甚至强令律师抽出腰带以羞辱律师，类似情况不胜枚举。权利从来不是恩赐的，而是争取来的，死磕律师的坚守和坚持，为刑辩律师争取了越来越多的“空间”。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在全国法院院长会议上就说，自己对于把律师赶出法庭的行为百思不得其解。没有死磕，怎么能让这种令首席大法官百思不得其解的行为曝光于天下？死磕律师冒着风验、付出万般艰辛，受尽肉体伤痛与精神凌辱，彰显了刑辩律师守护法律的价值。念斌案中，没有律师的专业与坚持，念斌恐怕也已死了几回了。

第三，面向当事人以及当事人的家属。这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环。当事人形形色色，有的当事人，处于社会的底层，文化程度浅，简单粗糙；有的当事人社会地位高，生活阅历丰富，甚至位高权重，象徐才厚。面对各色当事人，你只有法律知识与技能，而没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生活阅历与洞察能力，很难取得当事人的信任，得到当事人的配合。我们现在常讲一个词，叫做“气场”，刑辩律师也应当有气场，气场是什么？就是精神丰富与自信而带来的感染力。气场怎么来？读书，读刑事法律知识的书，读刑法哲学的书，更应当读社会人生与人心的大书。

再说向内。

中国古人讲知行合一。我们面向外界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无不应当是我们内心世界的反映，否则就是“精神分裂人”。如果我们对刑事辩护制度一知半解，对辩护业务似是而非，对刑辩职业的观念和价值不甚了了，想成为一个高水准的刑辩律师，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刑事辩护律师的精神，一定不是个体的，而是指刑辩律师群体的精神。有一两个大律师事业成功、受人尊重，而多数律师不为社会所理解，甚至遭到忽视甚至蔑视，生活焦虑，毫无职业尊崇感，毫无生活愉悦感，很难说这个职业是成功的，甚至很难说这个职业是有精神的。

当前的中国正处于转型期，依法治国呼声日紧。刑事司法事关人身、财产、生命，事关人权中最重者，因此是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刑辩律师必须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准与精神境界，以迎接机遇和挑战。最近几年，死磕律师的存在，以及一些高水准的刑辩论坛，如北京的尚权刑辩论坛、面前的丰瑞刑辩论，还有一些刑辩沙龙的举办，对于提高刑辩律师的知识与技能，提高信心、职业认同感、自豪感，分担痛苦，享受和分享成功的愉悦，形塑刑辩律师精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大大提高了刑辩律师的社会影响力。

最后来一句煽情的，格瓦拉说过一句话，叫做，面对社会的不公不义感到愤怒的人，你就是我的亲人！借用这句话的句式：愿意努力给刑辩律师职业增加荣光的人，你就是我的亲人！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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