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的思维是严谨的，也是扩散的。周永康未经审判，因此笔者的评论仅限于当前的“查处”而言。即使是查处，也是艰难的，其背后的不为人知的博奕也足以令人浮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剖析：查处周永康对依法治国有何警示意义？

首先要深刻思考：周永康是如何成为周老虎的？据官方通报，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收受巨额贿赂；滥用职权；泄露党和国家机密；本人及亲属收受他人大量财物；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还发现周永康其他涉嫌犯罪线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虎的“症迹”早已存在。对于周老虎落马，人民日报评论称“深得民心”。然而，不得不深思：周永康掌管政法一域，位居政治局常委的国家重臣。然而，蜕变在国家领导高层，由人民信赖的“公仆”变成老虎，这一变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如果说是其个人生活堕落、背弃了党的信仰，那么，党纪国法肃然垒垒，怎么会有人变虎的机会？有没有哪个环节少了应该主动而为的政绩？人民日报发评论称：“反腐败是历史性课题，更是世界性难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一个政党是肌体健康还是难以救药，差别就在于对反腐败是否一以贯之。对待反腐败斗争，我们党绝不讳疾忌医，也绝不封顶设限。”但笔者说，“一以贯之”的根本保证就是要有人承担治吏失察之责。否则，那只是最美好的期待与单方意愿。

从某个意义上说，人变虎也是人造虎，每条大老虎都足以把国家肌体咬得遍体鳞伤。

其次，要思考周老虎为何现在才落马？关于“康师傅”的传言，众所周知。在传言与博奕中，周老虎终于在习任上落马。强调“终于”，是因为除了众所周知的“康师傅”现象外，我们早就听惯了依法治国、先进性教育、三讲政治、反腐败的决心等等这些让百姓充满期待又满是无奈的话语。喊得震天响，但成效甚微。由此可见，向民众的承诺与实现这些承诺不仅是检验制度建设的标准，同时也是在此基础上检验领导人是否称职的一个标尺。

“一个政党是肌体健康还是难以救药，差别就在于对反腐败是否一以贯之。”依法治国的可持续性，是个历史的命题，自99年修宪以来，均有对法治的需求，同样喊反腐，同样的权力、同样的法律，为何民众期待的事，却总会因人而异？ 为什么就难以一以贯之？能为而不为，还是可为而难为？对人民的每一项承诺都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对于能为而不为者历史自然会为承诺者写下羞辱的一笔。

日本人嘉藤加一就此发表评论称“周永康落马应该对习总说声辛苦”。嘉藤的“辛苦”，颇为讽刺。

最后，还是一个治国永恒的命题：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吏。如何将现在的反腐成果推向深入，那就必然要思考治标与治本、形式上的法治与实质上的法治之间的关系。考虑可持续性的制度建设。在反腐及国家治理等各方面进行体现民意的全盘设计，某些内政外交的大事不因人而异。只有这样，国家的治理才能走向成熟。

从周永康、徐才厚等人的案件来看，买官卖官、惊天贿赂、权钱交易、通奸腐化等等腐败形式，无不体现了权力在一端集中，而另一端却监督无力。习总上任以来的反腐败为何深得民心？最简单地概括就是：百姓们期望党做的事情党和政府切实地做了。

对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每一个地方都自成体系，都各自有着在地方上的最高权力及其系统。必须对现有的政治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彻底终结权力覆盖一切而又不受或难受监督的现象，科学地、合理地对执权者的政绩进行评价。只有这样才能使权力握在人的手里，而不是在老虎的手里。

所以，从反腐败与长治久安之间的关系来看，治国必先治吏。今后我们希望的是不再用反腐这个词语，因为任何国家都会反腐。在中国特有国情、有着特殊历史与文化的国度，我们希望的是用制度监督权力，使权力的运行能得到法律与制度的约束，使掌权的官员没有从人变成虎的机会。同时，也对那些失职、渎职、养虎为患者进行预警甚至追责。

这样，利国、利民、利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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