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发迹时就想写些文章，没写；仇和出名时想写些文章，没写；仇和升迁时想写些文章，没写；仇和在昆明实行新政时想写些文章，没写。现在仇和落马了，忽然觉得再也不能不写了，否则，这个人很快就会被淹没在网络大潮中，被人遗忘了，并很快成为历史的尘埃。

仇和落马了，有人惋惜；有人拍手称快；有人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更多是墙倒众人推，看看那些时评就知道，似乎仇和就是一个投机的政客，所谓的改革完全是暴政、蛮干，所谓的言论不过是雷语，总之一无是处。然而当初，这些人干什么去了呢？

当初，不是有许多人宽容“改革者”仇和吗？不是有许多人赞赏“敢干事”、“真干事”的仇和吗？不是有许多人对“酷吏”仇和大加赞许吗？不是有许多人对“仇和新政”寄予厚望吗？

希望各位别过早地下结论，先到沭阳的网站、宿迁的网站、昆明的网站去看看，甚或可能的话，到那里的乡村、小巷、医院、学校、机关去走走，听听仇和在那里留下些什么，人民群众口中议论些什么。还有必要，把网上的新闻报道、新闻时评拿过来对照梳理一下，搞清楚仇和是怎么成为“政治明星”的，“仇和模式”是怎么炼成的，仇和是怎样“任性”拆迁的，仇和是怎样治理懒政庸政的，仇和又是怎么与商人捆绑在一起的。

一句话，就是要深究“仇和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它有什么样的土壤，有什么样的群众基础，有什么样社会思想基础，这一切都叫做文化基础。仇和谢幕了，但是那些文化基础可能随之烟消云散吗？这才是我们所应该深入反思的。

仇和说“用人治手段实现法治”，不是有许多人赞成吗？因为结果是地方或者行业快速发展了，老百姓也得到了好处，所以，人们就忽略了过程，忽略了手段，而任由其做大做强，并成为一种改革精神、务实干事的精神。现在才明白，原来“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是与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治潮流相违背的。原来发展不能那么任性，原来环境不能再这么污染，原来拆迁不能那么野蛮，原来历史文脉不能那么毁坏，但是，这些又何尝是仇和一个人的模式？只不过，仇和将其用到了极致，他终究代表没落的治理文化。相信一句话：上帝若要其灭亡，就要先让其疯狂。对一个人而言是这样的，对一种文化而言也是这样的。

仇和代表过去的一种人治的文化，所以他成为最富争议的改革者，争议表明两种文化的冲突，而且是激烈的冲突，这就说明，没落的文化还不甘于退出历史的舞台。

但是，仇和并不代表所有没落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中就有一种非黑即白的逻辑，喜欢贴标签、戴帽子，评价一个人常常一窝蜂、一边倒。一个人得势的时候，极尽夸饰之能事；一个人失势的时候，又墙倒众人推。仇和留给我们的是教训，难道就没有留下点正能量？如果一无是处，那么说明什么？我们过去看人、用人的机制完全错了？

所以，还是要学点辩证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一个人及其所做的事和所处的时代。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功过要分开，不能因为仇和搞腐败就否定他做过的一切。对于改革时期、社会转型时期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而是要用辩证思维去客观地分析。要“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教导我们的。

仇和给我们制造了差不多20年的争论话题，这20年不是我们改革不断深化的20年吗？不是我们各种思潮、各种观念，特别是关于改革路径、发展方法争论的20年吗？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要感谢这个“话题王”，这是我给仇和贴的一个标签。仇和被贴的标签太多，每一个标签其实都是社会发展和思想观念留在这个时代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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