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法在社会中到底应发挥什么作用，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刑法作为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应守住社会最后一道防线，因此不是所有法益都值得刑法保护，刑法保护的作用也是滞后的、补充性的，这一切我们将其称之为刑法的谦抑性。刑法谦抑的理论来源于古典刑法，启蒙思想的涤荡直指封建时代的黑暗擅断，罪刑法定主义宣告着人权、人道、人性的时代到来，认识到犯罪在社会中存在的现实，接受刑法作用有限的现实，社会治理的理性就多了几分。

   中国刑法的演进从无到有，呈现着迅猛膨胀的态势。无法无天的法律虚无主义时代已经远去，依法治国的号角已经吹响。在这种形势下，法律当然要明确，法网当然要严密，但问题是，刑法却也“回应”社会的诉求，走上了最前线。发现问题了，刑法上；对本部门本群体利益损害了，刑法上。似乎社会除了严厉制裁、强力威慑以外，没有其他的手段了。

   原本以为，这是我国社会转型急剧变迁、新媒体兴起言论多元等所带来的短期性特有现象，但经过阅读对比发现，即便学界推崇的德国刑法发展现状也是如此，有学者甚至表示，古典刑法在现实中其实从未存在过。在德国，社会在发展，大众对刑法的依赖增强，政治人物为了选票，民众、团体的呼吁当然成为其主要推动的纲领。近年来，德国刑法呈现处罚早期化、预备化趋势，对新兴犯罪全面入罪，刑法整体改革的风向是安全主义，而自由主义的理想已被抛至脑后。当然，德国刑法的现状还跟宗教、移民、犯罪情况有关。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了保护法益，似乎犯罪化、刑罚化都不可避免。刑法要及时反应社会变革形势，全面管控“风险”，个人自由似乎只能退其次。在自由与安全之间，在个人权利与社会安定之间，刑法的天平倾向了后者。刑法应有的稳定性在多变的社会、高涨的民意面前，显得那么脆弱。与德国不同的是，启蒙运动的传播、纳粹噩梦的教训，已经使得近现代德国社会有过崇尚人权、尊重个人的思潮，而这在我国并不具备。

   当下刑法立法，以传统的“管理”思维为基础，突进地有些快。专业人士在这里也不能做到完全冷静，希望用刑法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只能被惯性带着照办。与德国刑法学界呼吁的类似，现有的部分理论研究脱离现实，在逻辑和体系中穿梭徘徊，无法对现实做出有效准确解读；尚未建立起发达的犯罪学研究，连犯罪形势都没摸清，就仓促让刑法前去应对。

   根据今天媒体最新报道，去年中国杀人案每10万人0.7起，与瑞士相当。恶性案件数量总体下降可控，社会治安相对稳定。既然如此，全社会以及立法者应该更理性看待犯罪，了解现实，从现实出发，引领规范更新。当民权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个人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弘扬的社会，又重回情绪化的、高压式的立法，社会治理的效果不会好，社会治理手段也难称上先进。当然，这是世界共同面对的议题，如何避免刑法提前冲锋陷阵，还需要立法、司法更加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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