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与齐海滨老师、葛岩老师、孙涤老师及成凡、罗鑫、柏峰等师友共坐小饮，谈到诸位长者现在如何看当年那十年的历史。几位长者，作为当时的过来人、亲历者，有的神色严峻，不做一言，有的三言两语，点到即止。有的笑而不语。主题与话语虽显沉重，但有这些长者在，如坐春风。

葛岩老师随口说了一句：“当一个国家中人性的善的一面被过度宣扬时，会导致社会的普遍虚伪。”然后，接着讲笑话。

近期的会议，与守门老贺、张中秋老师、陈晓枫老师、徐忠明老师等诸多长者相聚畅饮，不知疲倦。不辩东西，不拘少长。大家主要是讲笑话。讲彼此间的笑话。或者置自己于一个反常悖谬的境地，博大家粲然一笑。谈到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作品，如狄仁杰故事等等，我放低语调告诉中秋老师本科时曾经研究过高罗佩的什么房中术大全考证，中秋老师笑着批评我：你的神情有点诡秘，这个问题可以放开来谈，这说明你还是有一点伪君子！我连说是是是，还是有点装！然后中秋老师说当时高罗佩来中国，发现男男女女的衣服、模样灰不溜秋，很刻板，疑心中国人在男女方面是不是有问题，所以专门来研究，最后的研究结果是，中国人在男女之事上，很正常，没有问题！接着大家考证从历史上看景良老师到底怕不怕中秋老师，最后的研究结果是，嘴上说不怕，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怕。

内容很多已经记不得了，喝多了忘了。某年我一次喝高，中间一段经历没有记忆了，便很紧张地反复问一位在场的师妹何鹏，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没有。答案是没有。但我总有点心不安。现在喝到失忆已经经常发生，却从来不再担心其间发生什么了。想来，原因是对“同桌喝酒”的人不知不觉越来越挑剔了。既然举杯畅饮，何谈失言失行？

几年前读狄德罗文集，其中的一个角色使我印象深刻，“拉摩的侄儿”。这哥们是名流沙龙中的主角，不事产业，过着一种食客的依附型生活，知识渊博，见解深刻，但行为“近于”下作。他坦白真诚地描述、分析、忏悔并反思自己与他人的种种恶行。真诚是恶行的盔甲。或者说，恶行常以真诚为甲。这样的角色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也经常出现。近日读拉罗什福科的作品，能够确认，细致地描述、分析个体的恶，是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三百年间西方文学的主线之一。这个主线仍在延续并深入，如阿伦特的研究。

去年翻看一本六十年代的捻军历史调查，很好的口述史作品。其中有个情节：捻军被曾格林沁围困，粮食吃光了，人相食；突围时，战士们有的怀中揣着个死人腿，边跑边啃。作者的笔触饱含着对英雄主义大无畏豪迈精神的讴歌。

一个没有恶的社会是一个不善的社会。

一个批发“恶”的标签的社会是一个制造恶的社会。

通过利诱的方式使人向善，这条路走得通么？“兼相爱交相利”的墨家是这条路的主张者。墨家的形象在近代中国以来一直是非常闪耀、非常“先进”的。法家理论的地基（人性预设、制度架构）是墨家提供的。孟子批评墨家的这条路会通往“人相食”。在孟子眼中，墨家的路是“通往奴役之路”。

翻译家李健吾评价司汤达：“司汤达在观察，但是，他到活的社会观察人心，而不是把人心提到案板上，象死鱼一样在解剖。”这个“现实主义”传统在我们这儿比较弱。《雪白血红》、《国画》这样的作品，比较现实主义。后者现在好像有“修订本”发行。

社会学家常常有一个小说家老师。布尔迪尔在自传中的一个段落推崇莫泊桑的《情感教育》。小说家不能够不讲故事。研究中国问题的社会学家可以不讲中国故事么？可以不写，但不能不讲。问题来了：怎么讲“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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