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正向社会征求意见的《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提出：对无主的拾获财物，在拍卖后将拍卖款的10%奖励给拾遗者;对有主失物，失主领回时，可自愿按遗失物价值10%的金额奖励拾金不昧者。

对于“拾金不昧奖励10%”的规定，观点有二：一者认为，按失物价值比例奖励拾金不昧者，本乎人性和现实，不失为一种次优选择;一者认为，将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与金钱挂钩是一种对道德的侮辱。前者着眼实际，后来瞩目道德。

不错，拾金不昧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我们从小学生开始就是在“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将至警察叔叔手里边”的歌声中长大。这种风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占居主流，成为一种人们的一种行动自觉。但是，道德也有时代性，人性也是在发展的，用三皇五帝的道德标准要求二十一世纪的人常常会事与愿违。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都是为了规范和促进某种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人际间的正确行为，而不是相反。

《吕氏春秋》记载了“子贡赎人”和“子路受牛”两个故事：孔子的弟子子贡出国游历，见到一个鲁国籍的奴隶，便自己出钱将他赎了回来。按照当时鲁国的规定，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凡有人能花钱把他们赎回的，可以到国家报销赎金。但子贡赎了人却不愿接受国家报销的赎金，一时在鲁国被传为佳话。孔子的另一弟子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为了表示感谢，送了子路一头牛，子路收下了。
孔子对二件事的评价是：恶子贡，因为其赎人而不肯要按照法律应得的奖金，从此不会再有人替鲁国人赎身了；赞子路，因为子路救人后欣然接受了别人送给他的牛，从此这样的救人的事情会更多。

孔子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标尺，但是他老人家一点也不愚腐，他更注重问题实际效果的解决，在孔子看来，子路受人以劝德，子贡谦让而止善。这便是孔子的高明之处了。

法律的制定可以从中得到启示，顾炎武有言：“法令之本在正人心，厚风俗。”在今天，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正在被“金钱至上”的准则逐渐解构，法律如果仍然停留在大而化之的道德说教，希望人们都能人心向善，大德在身，就有些愚顽不化了。俗人居多，天底下行走着的并非都是子贡。此时，以常人的标准制定相关的法律来“正人心，厚风俗”就是明智之举了。　　

以世俗的情事来观照，毕竟，在高流动性、市场化的社会中，完成一次安全且妥善的拾金不昧行为，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精力乃至费用，甚至牺牲个人一定的经济利益。“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拾金不昧者所做的一切必须是纯义务的付出，要求拾金不昧者不索取任何报酬而且还必须保证拾获财物的安全，无异于一种道德勒索。”

孔子认可子路的行为，我认同广州的做法：对于拾金不昧者给予必要的奖励，恰恰是新时期对于拾金不昧传统道德的有力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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