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先说说亚当斯１７７０的那场辩护。

亚当斯曾经荣任美国总统，曾经参与起草美国《独立宣言》，曾将美国政府第一个搬进今天的华盛顿。如此风云人物，在其晚年回顾一生，却认为１７７０年的那场辩护，才是他一生中为美国所作的“最杰出、最明智、最勇敢，也最公正的事”。

１７７０年３月５日，英国北美殖民军的士兵在波士顿的一个街头公然开枪，造成５名平民死亡，１１名平民受伤。本来紧张的殖民军与当地民众的关系骤然升级：北美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法庭判处凶手死刑。

开庭前，北美殖民当局费尽周折都不能找到一个愿意为他们辩护的律师。当时亚当斯已经是十分杰出的律师，谁也不会想到，在开庭的前几天，他会同意为被抓的８名英国士兵出庭辩护。

亚当斯的做法立即引来排山倒海般的愤怒和辱骂。亲友们纷纷劝他放弃这场“可能惹上大麻烦的辩护”；走在大街上，人们指指点点，有的干脆当街辱骂和质问；甚至有人发送信件威胁他，如果不改变主意，就要杀死他。面对这些，亚当斯毫不动摇，坚定地走了法庭。

法庭之上，亚当斯用细密的证据和滔滔的雄辩揭示了事情的真相：是北美民众先行挑衅，辱骂并向英国士兵投掷石头和雪球，才引起了英国士兵的开枪还击。他辩护道：“军人杀死对他们进行侮辱、攻击的的人是一种正当的行为！”最终，法庭采纳了亚当斯的辩护意见，６名士兵被判无罪，２名士兵被判过失伤人罪。

这是一个让当地民众无法接受的判决，他们更不能接受，一个受他们尊敬的律师竟然为枪杀自己同胞的“敌人”辩护，而且如此卖力，居然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让他们的仇人“逍遥法外”。愤怒，潮水般涌向他们的“叛徒”——声名显赫的大律师亚当斯！

历史就在那里。很难想像，３００多前的１７７０年，亚当斯当时的处境是多么艰难！即使在今天，我们对于枪杀自己民同胞的异族，会有几个人敢站出来为他们辩护，哪怕是说上一句公道的话？想想与日本交恶以来的抵制日货，想想不给日产汽车加油的同胞老板，再往前，还可以想想“五.四”时期，火烧赵家楼的北大学子。我们在爱国的感召下可以义无反顾，可以勇往直前，可以天不怕地不怕，规则与法律早已放在一边。也许有人会说，国之不存，毛将焉副？但是，反过来，国已存，毛不副，又何以为国？缘此，才会有智者如梁漱溟指出：对“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学生第一要提起公诉，不公诉不足以维持民国初年刚建立的法治；第二要当庭特赦，不特赦不足以维护学生的爱国热情。梁潄溟是清楚的，爱国的热情必须与理智相联，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使爱国的权利。

亚当斯说得更直接：“法律是公平的、理智的，只维护善，惩罚恶，并且它的公义并不为民意所左右。”

当有人批评亚当斯的冷漠与狭獈时，亚当期理智地提醒他的同胞：“自卫的权利正是我们捍卫自由和财产的基础，如果英国士兵的自卫权不被认可，那么，我们也将丧失捍卫自由与财产权利的基础。”亚当斯的话道出了一个真理：法律的眼中只有善与恶，任何在其中添加的成分都会让法律的本质改变颜色。法律的持久性正在于此，因为人类基本的善与恶是持久且不会改变的，虽然随着时代的演进善与恶会有变化，但是它的底色不变，正如自由与财产权的不可侵犯，法律所要维护的正是这些。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经常要法律的功能之上，标注许多的符号，比如爱国的情感，比如汹涌的民意，比如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时，法律变成了一个仆人，因为主人经常变换而不得不经常变换自己的姿态、服装、口吻与行事的准则。法律人恒定性无从体现，法律的可期待性也成为一种“永久的期待”。当法律为了迎合某种情势而随意变动之时，我们对于法律的所有期待都将是徒劳的。

１７７０年的亚当斯告诉我们一个并不深奥的道理：不要在法律的装束上增添更多的饰物，它会让法律的面孔变得丑陋不堪，从而成为一种利益与嗜好的工具。法律本身就是澄明的，它只能指引人类基本的道德和准则，它的眼中只的善和恶，它要做的就是维护善，惩罚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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