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是一个身份特殊的群体，要求其具有更高的道德标准无可厚非。干部的道德水平越高，在同样工作能力的情况下，所做出的成绩就越大，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就越大。可是在选拔干部时，过于夸大道德方面的作用，甚至采取道德标准“一票否决”，这个问题就值得好好思量一下了。重视干部道德标准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在用道德标准选拔干部时，是否也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呢？

自古以来，中国人做事就讲究“名正言顺”，其实看重的也就是道义。帝王将相如此，平民百姓亦是如此。唐玄宗喜欢儿媳杨玉环，也不好强取豪夺，一道圣旨宣其入宫陪王伴。总要先让杨玉环做道士，其实也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现在历史总在重复上演，只是版本有所不同。某领导干部和N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总在查处时才被发现。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此等社会败类，如何能混进革命队伍。岂不知，此公昔日也是积极向上的好同志，要不然也不可能走上领导岗位。只是，权力这把“双刃剑”，能让人变好，也能让人变坏。禁不住金钱的诱惑，放松了自身要求，视党纪国法如儿戏，不该去的地方也去，不该做的事情也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最终只能落个“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下场。中国几千年官场上的仁义道德，大抵如此！做皇帝的最害怕大臣谋反，选拔大臣最看重的便是忠君。那时总认为在家孝敬父母的人，做官自然会忠于君王。即便如此，皇帝对大臣依然不放心，这种不信任在明清两代几乎发展到顶峰。李自成的起义军攻进北京后，崇祯帝召集大臣，竟无人到场，孤家寡人吊死煤山。皇帝要求大臣道德高尚，自己在道德方面就不得不标榜一下。其中有多少是虚情假义，就很难说了。在没有更好的方式管理大臣之前，通过道德让大臣忠于自己，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下策。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道德对个人的约束力比较强。做了坏事，绝对是“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且不说自己为人所不齿，亲戚朋友也跟着颜面无光。现在逐渐转变成陌生人社会了，即便同住一个楼上，几乎老死不相往来，对方姓名可能都不知道，更不说别的情况了。在选拔干部时，对于日常工作过程中的道德，当然也会有所表现。至于别情况到底如何，就无从知晓了。再说能当上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平时都比较注重自身形象。至少伪装一下自己的形象，还不是件困难的事情。想必没有多少干部，宦海沉浮多年，愚蠢到会在基本道德方面自毁前程的。至于说有些干部的道德水准实在让人难以恭维，那就应该是学校教育和干部管理的问题了。其实道德不仅和工作能力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对于防止腐败，作用也微乎其微。人对金钱的追求是一个方面，在官场生存，必须适应其规则是更重要的方面。仅仅依靠个人道德，或许会产生几个道德楷模，却丝毫制止不了某些人的贪欲。当然，把那些臭名昭著的干部清除出干部队伍，是完全必要的，总不能让个别人影响整个干部队伍的形象。只是这些品质恶劣的人毕竟太少了，如果干部管理正常的话，这部分人原本就没有提拔任用的机会。干部管理部门要是连这些都做不到的话，那就太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了，也说明干部管理方式确实需要加以改进。

选拔干部非同儿戏，其标准至少要做到公平公正。道德标准能做到公平公正吗？道德在很多时候受主观因素影响比较大，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于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也没有错。只是群众在选拔干部时的作用，实在太有限了。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干部的道德问题呢？有人给好人定的标准是，不违法乱纪，不做对不起别人的事。且不说一般人这样不行，干部这些肯定更不行。有时所谓的道德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做人的底线。提高干部的道德标准，任重而道远。而至为关键的，是每个人要学会理性看待道德问题，客观全面的看事物。不能一提到张灵甫，就说他是国民党反动派。对于他在抗日战场上取得的战绩，却只字不提，这公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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