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的《十二怒汉》其实就是一室内剧，还是黑白的。但这一时长不到100分钟的美国电影感动了世界，获得了当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部电影让人看后有很多充分的理由来激动和感慨，同样的语言的对话交流，我们的室内剧永远停留在逗人取乐上，而极少给人以更多的思考。50年后，俄罗斯参入一点新的拍摄手法，重新翻拍了《十二怒汉》，时长155分钟，对于看过老版的我来说，感觉到的是拾人牙慧。因为以前的苏联也是人民参审制，我也不了解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的陪审制度重建的效果。对于一个并不十分民主的国度能否真正能够产生这样的怒汉，我会怀疑，至少这样国度里的公民——尽管是优秀演员表演出来的公民说出那些让人神往的台词，还是显得不很自然。

这样的评价，同样适合于我对今年徐昂导演制作的中国版的《十二怒汉》——《十二公民》。但凭心而论，感谢徐昂导演的制作，毕竟，这是一种法律精神的中国传播。这种思想的传播，至少比我们过去教育小女孩去揭发爷爷是台湾来的特务要有益的多。《十二公民》对中国的法治建设而言，至少具有电影史上的里程碑意义。

《十二怒汉》给我们的法治教育应该有很多，有民主公正、有程序正义、有疑罪从无，有辩论技巧，有平等尊重的普世价值，有法律至上的基本信仰。我只想说其中的一点，就是十二个普通人辩论的基础：是他们的良知。他们的特点各不相同，他们开始的观点也截然不同，他们思想转变的速度也不一致，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着文明人共有的良知。

最早看辩论赛是1993年的国际大专辩论赛，那时感觉辩论的题目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享受的是辩论的过程，而不是结果的真理与否。当并不英俊更不奶油的蒋昌建以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来结束他的总结陈词时，电视上雷动，我只感觉他的那个右手向上一挥的手势绝不亚于列宁在一九一八：帅。那时的辩论，虽然没有什么确定的正确结果，但也没有什么将黑的辩成白的指鹿为马式的明显诡辩。后来的辩论就稍稍变味了，侧重于辩论技巧，辩论题目的正当性就处于次要地位了。这经常引起我的思考：为辩而辩还有什么价值意义呢？

听钱文忠老师讲《玄奘西游记》，里面经常有玄奘把印度高僧辩输的故事，当时很有疑问，当时有裁判团吗？如果有，玄奘是一人西游的，怎么裁判团会向着一个大唐的外国人呢？如果没有，这些高僧是怎么会认输的呢？这一问题一直到看完《十二怒汉》，我想通了：辩论不同于吵嘴的区别就在于——辩论输赢的裁判团就是每个人内心的良知。对方的辩护也好、驳斥也罢都是启发我们内心的良知对真理的认识。如果不以良知为基础，一切的辩论都是徒劳的。心悦诚服的前提是：我们的心必须是正常人的心。

近日看一以前我曾经的法学偶像之演讲，他用一孤岛生存的困境吃人理论认证了在反恐一些特殊情况下刑讯逼供的必要性，也提及了美国在9*11后对劫机者意图伤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予以放弃被劫持人员生命的的行动立法。我无法反驳他的论点，我只知道他是错误的，因为世上最邪恶的行为总是有理由的，就像希特勒要杀绝犹太人一样。我只知道，哪天地球也超重了，为了阻止地球的下沉，我们不能从一百亿人中去杀死十亿来救其他九十亿人来减轻负荷。灾难来了，我们共同承受，我们能承受多少便是多少，但我们绝不能以牺牲同类的代价来换取生命的延续。这一点，我崇尚印度的圣雄甘地。据我从新闻所知，美国安全部门确实向国会提交这样的议案，但美国的国会未予通过，我庆幸地球上现在没有这样的立法。

庆安枪击案今日又有视频鉴定的新闻，再质疑和辩论也是无益的，因为双方如果有一方失去辩论的基础，就不会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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